江南的会稽郡出现在敦煌，河北的冀州出现在江苏，远在南海边的广州出现在河南桐柏山，山东的兖州连续在豫 皖 苏 鲁 四 省 反 复迁移一系列奇怪的人文地理现象，都出现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读史时若不仔细辨别，很容易出现失误。这一地名乱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
东晋首创 侨置州郡
查阅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若不细察，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谬误。比如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宗室诸王常出镇大州，其中不乏到雍州担任刺史的。如《宋书》卷6《孝武帝纪》曾载，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刘骏被任命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前面的一长串是指他统一掌握四州六郡军权，宁蛮校尉是指将军号，雍州刺史是正式官职，刘骏官邸要设在雍州。按一般理解，雍州范围大致在关中，约包括今天甘肃天水以东、陕西延安以南、河南三门峡以西、陕西汉中以北，州治在长安。但是，宋文帝时，长安是北魏地盘，宋文帝难道要儿子去送死吗？其实，此雍州非彼雍州。东晋南朝的雍州并不在关中，而在以襄阳为州治的一带区域，下辖南阳、顺阳、新野、随郡，在刘宋版图西北角。
东晋南朝大多数时段，雍州都是这样的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侨置州郡县现象的代表。侨置现象始于晋元帝大兴三年（318），其时在首都建康设立怀德县。县中又设县，为什么呢？原来晋元帝南下时，瑯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率领本地大批族人和百姓跟随南下，单是与瑯琊王关系密切的便有千余家，晋元帝看在王导、王敦拥立之功以及乡土情谊的面子上，县中设县，让这千余家瑯琊人在此安居。因此举寓有侨迁南方之意，故称之为侨置。晋元帝一开此例，后来东晋诸帝都大规模推行，把沦丧入北方十六国的州郡大规模地侨置于南方，幽、并、冀、雍、梁、司、豫、兖、青、徐等都挪了过来。侨置雍州于襄阳就属于这种情况。
南朝无法通过武力夺回北方故土，只能一直沿用侨置政策，充满耻辱性。其中代表范例，就是冀州的流浪。冀州实际在今河北衡水冀州区，西晋灭亡后，冀州全部沦丧。东晋末期，刘裕发动北伐，一度攻下山东大部地区，便把冀州侨立于历城（今山东济南），这是南朝的冀州距离真冀州最近的一次。后来刘裕儿孙不争气，失掉山东，宋文帝在元嘉二十年（443）把冀州南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刘宋末年，皇室大乱，徐州守将薛安都举城投降北魏，冀州不得不再次南撤，退到了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这时已经没有冀州流民需要安置，设置冀州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南齐时仍延续此置，《南齐书》不无揶揄地说：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没有再去记载侨置冀州有几个郡几个县，《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是南齐皇族子弟，尽管是自家江山，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去写，实在太丢人了。
为什么拼着被北朝耻笑还要这么干呢？有两重需求。一方面，东晋和南朝都标榜自己是汉魏以来正朔所在，不承认北方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人家又凭借强大武力夺取你的土地，东晋南朝在尴尬的现实面前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把沦丧的北方州郡搬到南方以宣示对天下疆土的合法拥有权。此现象自东晋南渡（316年）直到隋灭南陈（589年）一直存在，侨置郡县给实际郡县管理、登记带来无穷麻烦。另一重原因则是实际经济政治利益导致。东晋初大批中原流民涌入南方，他们无土地容身，无田产供生存，政府只好随流民所在之地，以侨置之策暂时使其安定下来，还给予他们特殊的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黄白籍现象，北方流民持白籍，免除大部分赋役，南方本地人持黄籍，承担正规赋役。这种优待政策的首要受益者自然是以王导、谢安这样的大家族，但普通民众多少也受了益减轻了负担，客观来看确实发挥出安置流民、减少动乱的重要社会功能。
北朝模仿 更有过之
北方五胡建立的政权，固然武德充沛占尽优势，但在文化、制度、伦理等方面却又不得不向汉魏制度学习，东晋南朝侨置州郡这种不得已的办法，也被北朝诸国学了去。
起初自然也有安置流民的意图。不过北朝流民不像南朝那样动辄大规模自发迁徙，大多是军事征服后的强迫迁移，比如北魏设置的平齐、平凉二郡。北魏消灭西域北凉政权、攻占齐地后，把这两个地区的豪强和部分老百姓强制迁徙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为安抚他们，专门设置了平齐、平凉二郡。这个平凉与甘肃平凉没有任何关系，纯系北魏为了宣示威武而设置。有意思的是，北魏还侨置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县：朝鲜县。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把原属古乐浪郡的朝鲜县侨置到肥如县（今河北卢龙），用来招揽高句丽之人来降。当时北魏没有把辽东方向作为主要征服方向，辽水以东没有军事存在，只能把朝鲜县弄到境内过过干瘾。
北朝的南部边境线上，出于争夺法统的考虑，也逐渐侨置南方的州郡，例如荆州、郢州、益州、湘州、扬州、广州、交州等州郡，这些地方北朝从未控制过，但都陆续出现在其州郡序列中，荆州最为典型。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就在上洛城（今陕西商洛）设立了荆州，其意在于宣示对南方征讨的欲望。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不断发动南征，夺取了真正的荆州部分郡县，于是在太和十一年（487）裁撤了侨立的上洛荆州，把荆州建制区推到真荆州。真荆州原统二十三个郡和侯国，北起襄汉，南到三湘，地域极其广大。北魏只夺占了最北部的南阳、顺阳两郡，不足以支持起大州的架子，为了勉强使之与南朝对等，北魏拆东墙补西墙，把现今河南、陕西境内与南阳临近的几十个县划过来，凑起一个统八郡四十一县的小荆州，与古荆州一百六十九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宋魏双方如同政治骂街，你在南方弄一个假雍州恶心我，我就设一个假荆州恶心你，一南一北两个荆州大眼瞪小眼，煞为奇观。
不过荆州的混乱还不止于此。472年北魏接纳刘宋边民设置了东荆州（在今河南泌阳），东西魏分裂后，535年左右东魏在今河南汝州设置了北荆州。搞这么多荆州，意义就在于宣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也就是古代政治伦理中的备职方，国家版图缺失，职方不全，法统正义性就不充分。三、四个荆州的乱象，直到北周、隋相继消灭萧梁在荆州的小朝廷和北齐，几个荆州才彻底去伪存真，回归真正的荆州所在地。
北方流民问题不突出，侨置郡县多出于政治考虑，北方五胡国家设立侨州侨郡虽然繁多混乱，比南朝混乱难记犹有过之，但总体来讲侨置的南方州郡，再乱也有基本原则，要么与南朝隔界相对，比如河南方向的豫州和荆州，山东的青州，江淮之间的北扬州，出界不远就是南朝顶着北朝大门设置的州郡。要么基本按照天下四方的基本方位，如北朝广州设置鲁阳（今河南鲁山），真广州在天下极南之地，侨广州便在北朝的极南之地，倒也不是胡乱设置一气。但有些侨州确实太荒诞，比如文首提到位于敦煌的会稽郡，这是李氏西凉政权设置的，虽说也有安置从南方因各种原因流徙过来的老百姓的考虑，但把会稽设于敦煌，风马牛不相及，多少也有一些李凉政权对比西域诸胡所立小国，自我标榜出来的政治优越感。
八个兖州 各有缘由
八个兖州现象是侨置州郡导致行政区划混乱的一个缩影。真兖州在今山东省济宁市，但因东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兖州竟然出现了八个。
西晋灭亡后兖州全部沦入后赵之手，东晋侨置了兖州，其治所先后在盱眙、京口、广陵（今江苏扬州）等地徘徊，总体上驻节广陵时间最长，南朝称之为南兖州。刘宋初年，刘裕北伐一度占据真兖州，把兖州州治移到东郡滑台城（今河南滑县）。该城为黄河四大镇城，便于控遏军事防线，故将兖州设立于此。此地在真兖州之西，故称西兖州。元嘉北伐失利后，滑台城被北魏攻陷，刘宋不得不把兖州州城迁回瑕丘（即真兖州之旧治），与西兖州并立，称之为东兖州。到南齐时，因丢掉淮北土地，北方流民南下，南齐在淮阴侨置了一个北兖州，只有一个郡四个县。如此，东晋南朝拥有了东西南北四个兖州。
北朝也跟着起哄，北魏占据真兖州后正式立兖州于瑕丘，又因军事征服不断南进，相继在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区）侨立西兖州，在谯郡（今安徽亳州）侨立南兖州。东西魏分裂后，东魏又在陈留（今河南开封）设立了南兖州。至此，北朝也陆续拥有真兖州、西兖州、两个南兖州，共四个兖州。南北双方共计设立八个兖州，这在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算得上蔚为大观了。读史者若不细察兖州历史变迁，很容易出现谬误。
北魏末年大战乱大分裂，北方分裂为东、西魏，两家为了争夺法统正义性，一方面大打出手，从建国打到灭国，必欲消灭对方而后快；另一方面就是借各种时机拼命宣示自己的正义性，侨置州郡即其中一种手段。东魏实力强于西魏，但因撵走北魏末帝孝武帝而导致正义性不如西魏，故而侨立州郡比西魏更泛滥，不仅沿边诸州全都顶着敌国大门设立侨州，连远在西魏深远腹地的灵州也侨置过来，西魏实际执政者丞相宇文泰的发家之地夏州也侨置于东魏境内，尤其这个西夏州不与别州相同，故意冠以西字，带有一股鄙视宇文泰不是正统的意味。不过，北方胡族政权总归比南朝清简尚实，为避免实际管理中的混乱，十六国北魏以来广置侨州的趋势总体来说有所收减，西魏北周侨立于本境的东方州只有八个，大多在山西境内，这里是两魏周齐对抗最激烈的前线，侨州立于此有利于军事活动。
南方侨立现象依然故我，不嫌麻烦，不怕混乱，大部分出于顽强的正统观念。研究者曾对比引证过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南宋与金对峙时，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绍兴八年（1138）都有人向皇帝建议，在浙西、荆襄、淮南等处，效仿东晋南朝侨置两河、西北州郡，以处归正之民，但均被宋高宗拒绝。什么原因呢？两宋屈事辽夏金，称臣纳贡，逆来顺受，举行一次北伐就要积攒多少年勇气，大多数时间默默忍受北方的欺负，哪里敢主动宣示正统撩拨北国呢？东晋南朝时完全不是这番模样，东晋因五胡杀了西晋皇帝立志不与刘渊、石勒通使，与北朝一直处于敌国交战状态，东晋一百多年坚持不断地北伐，创造出末年疆域远大于开国疆域的奇观——东晋初划江而守，至东晋末已推进至黄河沿线。其后宋齐梁陈有了条件就北伐，刘裕打进长安、桓温光复洛阳、陈庆之七千白袍大破北魏，都是南朝永不坠落的旗帜。东晋南朝实力虽然弱于北朝，但在精神气质上始终与北朝等量齐观。在旺盛的精神加持下，侨置州郡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江南的会稽郡出现在敦煌，河北的冀州出现在江苏，远在南海边的广州出现在河南桐柏山，山东的兖州连续在豫 皖 苏 鲁 四 省 反 复迁移一系列奇怪的人文地理现象，都出现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读史时若不仔细辨别，很容易出现失误。这一地名乱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
东晋首创 侨置州郡
查阅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若不细察，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谬误。比如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宗室诸王常出镇大州，其中不乏到雍州担任刺史的。如《宋书》卷6《孝武帝纪》曾载，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刘骏被任命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前面的一长串是指他统一掌握四州六郡军权，宁蛮校尉是指将军号，雍州刺史是正式官职，刘骏官邸要设在雍州。按一般理解，雍州范围大致在关中，约包括今天甘肃天水以东、陕西延安以南、河南三门峡以西、陕西汉中以北，州治在长安。但是，宋文帝时，长安是北魏地盘，宋文帝难道要儿子去送死吗？其实，此雍州非彼雍州。东晋南朝的雍州并不在关中，而在以襄阳为州治的一带区域，下辖南阳、顺阳、新野、随郡，在刘宋版图西北角。
东晋南朝大多数时段，雍州都是这样的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侨置州郡县现象的代表。侨置现象始于晋元帝大兴三年（318），其时在首都建康设立怀德县。县中又设县，为什么呢？原来晋元帝南下时，瑯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率领本地大批族人和百姓跟随南下，单是与瑯琊王关系密切的便有千余家，晋元帝看在王导、王敦拥立之功以及乡土情谊的面子上，县中设县，让这千余家瑯琊人在此安居。因此举寓有侨迁南方之意，故称之为侨置。晋元帝一开此例，后来东晋诸帝都大规模推行，把沦丧入北方十六国的州郡大规模地侨置于南方，幽、并、冀、雍、梁、司、豫、兖、青、徐等都挪了过来。侨置雍州于襄阳就属于这种情况。
南朝无法通过武力夺回北方故土，只能一直沿用侨置政策，充满耻辱性。其中代表范例，就是冀州的流浪。冀州实际在今河北衡水冀州区，西晋灭亡后，冀州全部沦丧。东晋末期，刘裕发动北伐，一度攻下山东大部地区，便把冀州侨立于历城（今山东济南），这是南朝的冀州距离真冀州最近的一次。后来刘裕儿孙不争气，失掉山东，宋文帝在元嘉二十年（443）把冀州南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刘宋末年，皇室大乱，徐州守将薛安都举城投降北魏，冀州不得不再次南撤，退到了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这时已经没有冀州流民需要安置，设置冀州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南齐时仍延续此置，《南齐书》不无揶揄地说：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没有再去记载侨置冀州有几个郡几个县，《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是南齐皇族子弟，尽管是自家江山，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去写，实在太丢人了。
为什么拼着被北朝耻笑还要这么干呢？有两重需求。一方面，东晋和南朝都标榜自己是汉魏以来正朔所在，不承认北方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人家又凭借强大武力夺取你的土地，东晋南朝在尴尬的现实面前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把沦丧的北方州郡搬到南方以宣示对天下疆土的合法拥有权。此现象自东晋南渡（316年）直到隋灭南陈（589年）一直存在，侨置郡县给实际郡县管理、登记带来无穷麻烦。另一重原因则是实际经济政治利益导致。东晋初大批中原流民涌入南方，他们无土地容身，无田产供生存，政府只好随流民所在之地，以侨置之策暂时使其安定下来，还给予他们特殊的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黄白籍现象，北方流民持白籍，免除大部分赋役，南方本地人持黄籍，承担正规赋役。这种优待政策的首要受益者自然是以王导、谢安这样的大家族，但普通民众多少也受了益减轻了负担，客观来看确实发挥出安置流民、减少动乱的重要社会功能。
北朝模仿 更有过之
北方五胡建立的政权，固然武德充沛占尽优势，但在文化、制度、伦理等方面却又不得不向汉魏制度学习，东晋南朝侨置州郡这种不得已的办法，也被北朝诸国学了去。
起初自然也有安置流民的意图。不过北朝流民不像南朝那样动辄大规模自发迁徙，大多是军事征服后的强迫迁移，比如北魏设置的平齐、平凉二郡。北魏消灭西域北凉政权、攻占齐地后，把这两个地区的豪强和部分老百姓强制迁徙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为安抚他们，专门设置了平齐、平凉二郡。这个平凉与甘肃平凉没有任何关系，纯系北魏为了宣示威武而设置。有意思的是，北魏还侨置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县：朝鲜县。北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把原属古乐浪郡的朝鲜县侨置到肥如县（今河北卢龙），用来招揽高句丽之人来降。当时北魏没有把辽东方向作为主要征服方向，辽水以东没有军事存在，只能把朝鲜县弄到境内过过干瘾。
北朝的南部边境线上，出于争夺法统的考虑，也逐渐侨置南方的州郡，例如荆州、郢州、益州、湘州、扬州、广州、交州等州郡，这些地方北朝从未控制过，但都陆续出现在其州郡序列中，荆州最为典型。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就在上洛城（今陕西商洛）设立了荆州，其意在于宣示对南方征讨的欲望。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不断发动南征，夺取了真正的荆州部分郡县，于是在太和十一年（487）裁撤了侨立的上洛荆州，把荆州建制区推到真荆州。真荆州原统二十三个郡和侯国，北起襄汉，南到三湘，地域极其广大。北魏只夺占了最北部的南阳、顺阳两郡，不足以支持起大州的架子，为了勉强使之与南朝对等，北魏拆东墙补西墙，把现今河南、陕西境内与南阳临近的几十个县划过来，凑起一个统八郡四十一县的小荆州，与古荆州一百六十九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宋魏双方如同政治骂街，你在南方弄一个假雍州恶心我，我就设一个假荆州恶心你，一南一北两个荆州大眼瞪小眼，煞为奇观。
不过荆州的混乱还不止于此。472年北魏接纳刘宋边民设置了东荆州（在今河南泌阳），东西魏分裂后，535年左右东魏在今河南汝州设置了北荆州。搞这么多荆州，意义就在于宣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也就是古代政治伦理中的备职方，国家版图缺失，职方不全，法统正义性就不充分。三、四个荆州的乱象，直到北周、隋相继消灭萧梁在荆州的小朝廷和北齐，几个荆州才彻底去伪存真，回归真正的荆州所在地。
北方流民问题不突出，侨置郡县多出于政治考虑，北方五胡国家设立侨州侨郡虽然繁多混乱，比南朝混乱难记犹有过之，但总体来讲侨置的南方州郡，再乱也有基本原则，要么与南朝隔界相对，比如河南方向的豫州和荆州，山东的青州，江淮之间的北扬州，出界不远就是南朝顶着北朝大门设置的州郡。要么基本按照天下四方的基本方位，如北朝广州设置鲁阳（今河南鲁山），真广州在天下极南之地，侨广州便在北朝的极南之地，倒也不是胡乱设置一气。但有些侨州确实太荒诞，比如文首提到位于敦煌的会稽郡，这是李氏西凉政权设置的，虽说也有安置从南方因各种原因流徙过来的老百姓的考虑，但把会稽设于敦煌，风马牛不相及，多少也有一些李凉政权对比西域诸胡所立小国，自我标榜出来的政治优越感。
八个兖州 各有缘由
八个兖州现象是侨置州郡导致行政区划混乱的一个缩影。真兖州在今山东省济宁市，但因东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兖州竟然出现了八个。
西晋灭亡后兖州全部沦入后赵之手，东晋侨置了兖州，其治所先后在盱眙、京口、广陵（今江苏扬州）等地徘徊，总体上驻节广陵时间最长，南朝称之为南兖州。刘宋初年，刘裕北伐一度占据真兖州，把兖州州治移到东郡滑台城（今河南滑县）。该城为黄河四大镇城，便于控遏军事防线，故将兖州设立于此。此地在真兖州之西，故称西兖州。元嘉北伐失利后，滑台城被北魏攻陷，刘宋不得不把兖州州城迁回瑕丘（即真兖州之旧治），与西兖州并立，称之为东兖州。到南齐时，因丢掉淮北土地，北方流民南下，南齐在淮阴侨置了一个北兖州，只有一个郡四个县。如此，东晋南朝拥有了东西南北四个兖州。
北朝也跟着起哄，北魏占据真兖州后正式立兖州于瑕丘，又因军事征服不断南进，相继在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区）侨立西兖州，在谯郡（今安徽亳州）侨立南兖州。东西魏分裂后，东魏又在陈留（今河南开封）设立了南兖州。至此，北朝也陆续拥有真兖州、西兖州、两个南兖州，共四个兖州。南北双方共计设立八个兖州，这在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算得上蔚为大观了。读史者若不细察兖州历史变迁，很容易出现谬误。
北魏末年大战乱大分裂，北方分裂为东、西魏，两家为了争夺法统正义性，一方面大打出手，从建国打到灭国，必欲消灭对方而后快；另一方面就是借各种时机拼命宣示自己的正义性，侨置州郡即其中一种手段。东魏实力强于西魏，但因撵走北魏末帝孝武帝而导致正义性不如西魏，故而侨立州郡比西魏更泛滥，不仅沿边诸州全都顶着敌国大门设立侨州，连远在西魏深远腹地的灵州也侨置过来，西魏实际执政者丞相宇文泰的发家之地夏州也侨置于东魏境内，尤其这个西夏州不与别州相同，故意冠以西字，带有一股鄙视宇文泰不是正统的意味。不过，北方胡族政权总归比南朝清简尚实，为避免实际管理中的混乱，十六国北魏以来广置侨州的趋势总体来说有所收减，西魏北周侨立于本境的东方州只有八个，大多在山西境内，这里是两魏周齐对抗最激烈的前线，侨州立于此有利于军事活动。
南方侨立现象依然故我，不嫌麻烦，不怕混乱，大部分出于顽强的正统观念。研究者曾对比引证过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南宋与金对峙时，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绍兴八年（1138）都有人向皇帝建议，在浙西、荆襄、淮南等处，效仿东晋南朝侨置两河、西北州郡，以处归正之民，但均被宋高宗拒绝。什么原因呢？两宋屈事辽夏金，称臣纳贡，逆来顺受，举行一次北伐就要积攒多少年勇气，大多数时间默默忍受北方的欺负，哪里敢主动宣示正统撩拨北国呢？东晋南朝时完全不是这番模样，东晋因五胡杀了西晋皇帝立志不与刘渊、石勒通使，与北朝一直处于敌国交战状态，东晋一百多年坚持不断地北伐，创造出末年疆域远大于开国疆域的奇观——东晋初划江而守，至东晋末已推进至黄河沿线。其后宋齐梁陈有了条件就北伐，刘裕打进长安、桓温光复洛阳、陈庆之七千白袍大破北魏，都是南朝永不坠落的旗帜。东晋南朝实力虽然弱于北朝，但在精神气质上始终与北朝等量齐观。在旺盛的精神加持下，侨置州郡就不成其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