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这个名字，知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读者无论是否熟悉其人其事，至少也是听闻过的。曾矗立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一度曾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是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适的名号，稍稍了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也大多知晓。然而，邹韬奋与胡适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否密切，又究竟有何事迹可圈可点，却似乎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过。
究其原因，无非是胡适早年暴得大名，而邹韬奋则成名较晚，二人年龄上虽只相差四岁，可在生活境遇与事业路径上却差异颇大，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也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可资探研的史料文献。
不过，作为知名记者的邹韬奋，与作为著名学者的胡适，曾经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专访，且此次专访内容还被大张旗鼓地发表在了邹氏主持的上海《生活》周刊之上。仅据笔者所见，这应当是目前所知的，二人交往中唯一一次有公共文献记载的事迹。
试想，在1920—1940年代，那个以结识、谈论胡适其人其思其动向为时尚的公共文化圈子里，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邹韬奋，在终于获见并专访其人之后，也应当是可以不无自得地向业界同仁侃一侃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话语了罢。虽然，这不过是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而已。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致信胡适约定专访
1926年10月，邹韬奋开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编辑工作，终于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此时的胡适，正在环游英美各国，忙着讲学与考察，直至1927年5月归国，迅即又在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向当时暂寓上海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对其进行一次专访。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
久切心仪，无缘识荆，至以为怅。为着《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几分钟的谈话。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见许，请告我一个时间。
《生活》周刊的读者好几次引起精神物质之争，我们要想把大著《我们对于西洋与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生活》里转载一下，以饷读者，未知能蒙许否。祝你康健。
邹恩润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约谈，还要约稿，邹韬奋对胡适的推重，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都不难看到，无论是出于个人思想立场上的契合，还是出于《生活》周刊办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编辑未久的邹韬奋，对于专访胡适一事，都是既感兴奋激动，复又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早在邹氏致信胡适四个多月之前，《生活》周刊已经刊发过《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1927年6月26日），只不过，这是转发原载于《大陆报》的报道，还不是《生活》周刊的独家报道。即便如此，转载刊发之后，读者反响热烈，也一度引发热议。因此，邹氏致信胡适请求专访一事，若能实施，则将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独家报道，此举对刊物本身的发展，自然是有着很好的推动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邹韬奋专访胡适撰发长文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发。这一期刊物头版，醒目地刊载着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的标题。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个整版的专访内容，且图文并茂，很是生动可观。受篇幅所限，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预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云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六九一二）一问。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的指示怎样乘二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四十九号A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湾到一个弄子里面去的。
怕新闻记者！
我谈话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胡先生看了笑着说道：你不要做新闻记者的样子！我看见这种新闻记者的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专为《生活》来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问的话，略为备了一点‘大纲’；一则可以有些系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本刊的意见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诉他，并说你先生曾经说过，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胡先生说：《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选材很精，办得非常之好。说到这里，更郑重的申明：我向来对于出版物是不肯轻易恭维的，这是实在的话我并听得许多人都称赏《生活》周刊。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三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三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四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四天里面，连做三篇序，都很长，每日约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各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对于中国的观察
后问先生对于中国前途的观察，有何意见发表。他笑着说道：我不谈政治。我说撇开政治而谈社会，我觉得近年来我国社会在思想方面确有进步，你以为如何？他说：近年来我国社会确有进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国便大有可为。
本分人物
我说各国在思想界总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国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说：我不要做大人物。我进一步问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说：要做本分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是真正的救国。
努力
我这次费了胡先生三刻钟，承他临时替《生活》周刊写了一张古的新诗（即本期所刊墨迹），最后我问他讨了一张本身相片和一张家庭相片，兴辞而别。握别的时候，胡先生还说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时记。
这篇专访报道，有着近三千字的篇幅，但无十分明确的采访主题，更像是邹、胡二人初晤时的闲聊。整个专访过程，轻松适意，友好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所附胡适肖像照片，应当是胡适本人比较喜爱的一张标准照。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适35岁生日当天所摄。当时，胡适赠送友朋的个人照片，多取用这一张。后来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在学校内刊纪念册上刊印的校长肖像照片，也选用了这张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编印《二十今人志》时，选取的胡适肖像照片，仍然还是这一张。
至于那一幅胡适手书的古的新诗，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诗；因其为禅僧，喜用白话作诗，正合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学旨趣。所以，胡适手书一幅赠刊，以示表彰白话文学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首古诗，胡适生前非常喜爱，曾题写过多次，用于赠送友人。后来，胡适于1934年开始，发愿从中国古诗中选注每天一首诗，期望从中甄选出文词简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诗。这项工作历时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多次增删，至1952年时选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台湾修订完稿），而王梵志此诗，就列于首位。
专访之前：邹韬奋投稿无果 连连致信胡适催问
记得几年前，在某次拍卖会上，有一通邹氏致胡适信函上拍。若此函确为真品，那么，邹氏致胡适的通信，将从目前已知的两通，增加为三通。仅就拍卖图录所见，信件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底寄由先生转交世界丛书社拙译杜著稿件一束，至今两个多月了，未得一点消息。现寄上邮票十分，如该社不收此稿，请先生即为寄还。如先生并未收到，亦请写几个字告诉我。当时此稿是用挂号付寄，得信后可往邮局查询查的。如该社以为可用，也望示及，我便把全书寄上。总之，请先生明白见示，免我如陷五里雾中。
祝你健适。
邹恩润上 三月十日
据信文内容，约略可知邹氏曾委托胡适，向世界丛书社转交一部译稿，谋求出版。然而，两个多月之后，却没有收到出版社方面的任何消息。因此，邹氏致信胡适，希望能为之探知明确消息。邹氏在信中表示，若出版社不用其稿，请即寄还，还在信文之末粘贴了用于回邮的邮票两枚。
事实上，在此信发出约两周之前，邹氏早已致信胡适，同是为此译稿出版的事，催问过一次了。这一通写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即为目前已知的邹氏致胡适两通信札之一。为便于考述，转录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备世界丛书社採择。两月之久，未得该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以为念，特此来询，尚乞示及为感。此请
著安。
邹恩润上 二月廿八日
两通信文合在一起解读，当年邹氏投稿未果，连连致信胡适催问的情形，已经跃然纸上。那么，这两通信札究竟写于何时呢？
邹韬奋译述《民本主义与教育》之出版历程
首先，邹氏写于2月28日的信中，曾提及译稿名为《民治与教育》，3月10日的信中又提及拙译杜著云云，可知此杜著，即美国著名学者，胡适的大学导师杜威（John De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书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初版于美国纽约，早已被中国学界所关注。1919年杜威访华前后，此书更是被广为宣传，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纷纷撰文介绍或提及。不过，此时此书尚无中文全译本问世，对此书的中文译名也各不相同，译者也都各执己见。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时报·教育周刊》上撰发《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4月，胡适在北京《新教育》杂志上撰发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文中又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民主主义）一词，自陶行知与胡适译为平民主义之后，得到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1922年9月，此书中文全译本问世，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即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经出版，迅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俨然已为杜著中译之定本。
几乎与陶行知、胡适等人同时接触到杜威学说的邹韬奋，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之中，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评判眼光与严格的译介标准。早至1919年，已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有所了解的邹韬奋，即将原著的中文译名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发意要全部译出此书。在这里，邹氏将Democracy一词，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即五四运动期间的所谓德先生），而不采取平民主义的意译之法。
同年4月，《教育潮》杂志创刊号上刊发的《记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将杜著中译名称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与邹氏译名不谋而合。这一年，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邹韬奋，已译出此书前四章。1920年1月，邹韬奋将已译出的前四章，分别投至《新中国》杂志，并于该杂志同年1、4、7、8月各期发表。这一年，邹氏还致信陶行知，请其校阅译本。
1921年，全书初稿译毕，邹氏又将各章内容摘要，集为一篇论文，题为《民治与教育》，于同年12月15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杜著中文全译本，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据考，邹译本更加系统全面，出版之后影响日渐扩大，逐渐替代了所有早期译介版本。
1929年10月，邹译本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入大学丛书三度印行；1947年5月还被列入新中学文库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从1920年代末初版以来，邹译本以其严格精准的译笔，获得了各界读者的一致认可，其影响力延续至1930、1940年代，终成新一代权威译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据上述邹氏中译杜著之历程简况，可知邹氏两度致信胡适的时间，可能为1922年二三月间。2月28日的那一通信中所称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正是邹氏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其摘译汇编的《民治与教育》一文之际。
遥思一个世纪之前，邹氏两度致信胡适，希望由其转致世界丛书社，出版其译本，可胡适是否复信，此事究竟如何处理，遍查《胡适日记》及今存书信中，均无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由世界丛书社出版邹氏译本的企望，最终落空，否则不会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务印书馆初版。
遗憾总是有的，但因一度出版未果而使邹译本后出转精，并随之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公认通行译本，这对于邹氏个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这个名字，知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读者无论是否熟悉其人其事，至少也是听闻过的。曾矗立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一度曾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是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适的名号，稍稍了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也大多知晓。然而，邹韬奋与胡适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否密切，又究竟有何事迹可圈可点，却似乎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过。
究其原因，无非是胡适早年暴得大名，而邹韬奋则成名较晚，二人年龄上虽只相差四岁，可在生活境遇与事业路径上却差异颇大，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也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可资探研的史料文献。
不过，作为知名记者的邹韬奋，与作为著名学者的胡适，曾经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专访，且此次专访内容还被大张旗鼓地发表在了邹氏主持的上海《生活》周刊之上。仅据笔者所见，这应当是目前所知的，二人交往中唯一一次有公共文献记载的事迹。
试想，在1920—1940年代，那个以结识、谈论胡适其人其思其动向为时尚的公共文化圈子里，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邹韬奋，在终于获见并专访其人之后，也应当是可以不无自得地向业界同仁侃一侃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话语了罢。虽然，这不过是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而已。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致信胡适约定专访
1926年10月，邹韬奋开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编辑工作，终于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此时的胡适，正在环游英美各国，忙着讲学与考察，直至1927年5月归国，迅即又在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向当时暂寓上海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对其进行一次专访。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
久切心仪，无缘识荆，至以为怅。为着《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几分钟的谈话。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见许，请告我一个时间。
《生活》周刊的读者好几次引起精神物质之争，我们要想把大著《我们对于西洋与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生活》里转载一下，以饷读者，未知能蒙许否。祝你康健。
邹恩润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约谈，还要约稿，邹韬奋对胡适的推重，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都不难看到，无论是出于个人思想立场上的契合，还是出于《生活》周刊办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编辑未久的邹韬奋，对于专访胡适一事，都是既感兴奋激动，复又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早在邹氏致信胡适四个多月之前，《生活》周刊已经刊发过《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1927年6月26日），只不过，这是转发原载于《大陆报》的报道，还不是《生活》周刊的独家报道。即便如此，转载刊发之后，读者反响热烈，也一度引发热议。因此，邹氏致信胡适请求专访一事，若能实施，则将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独家报道，此举对刊物本身的发展，自然是有着很好的推动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邹韬奋专访胡适撰发长文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发。这一期刊物头版，醒目地刊载着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的标题。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个整版的专访内容，且图文并茂，很是生动可观。受篇幅所限，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预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云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六九一二）一问。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的指示怎样乘二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四十九号A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湾到一个弄子里面去的。
怕新闻记者！
我谈话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胡先生看了笑着说道：你不要做新闻记者的样子！我看见这种新闻记者的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专为《生活》来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问的话，略为备了一点‘大纲’；一则可以有些系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本刊的意见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诉他，并说你先生曾经说过，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胡先生说：《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选材很精，办得非常之好。说到这里，更郑重的申明：我向来对于出版物是不肯轻易恭维的，这是实在的话我并听得许多人都称赏《生活》周刊。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三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三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四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四天里面，连做三篇序，都很长，每日约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各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对于中国的观察
后问先生对于中国前途的观察，有何意见发表。他笑着说道：我不谈政治。我说撇开政治而谈社会，我觉得近年来我国社会在思想方面确有进步，你以为如何？他说：近年来我国社会确有进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国便大有可为。
本分人物
我说各国在思想界总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国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说：我不要做大人物。我进一步问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说：要做本分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是真正的救国。
努力
我这次费了胡先生三刻钟，承他临时替《生活》周刊写了一张古的新诗（即本期所刊墨迹），最后我问他讨了一张本身相片和一张家庭相片，兴辞而别。握别的时候，胡先生还说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时记。
这篇专访报道，有着近三千字的篇幅，但无十分明确的采访主题，更像是邹、胡二人初晤时的闲聊。整个专访过程，轻松适意，友好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所附胡适肖像照片，应当是胡适本人比较喜爱的一张标准照。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适35岁生日当天所摄。当时，胡适赠送友朋的个人照片，多取用这一张。后来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在学校内刊纪念册上刊印的校长肖像照片，也选用了这张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编印《二十今人志》时，选取的胡适肖像照片，仍然还是这一张。
至于那一幅胡适手书的古的新诗，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诗；因其为禅僧，喜用白话作诗，正合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学旨趣。所以，胡适手书一幅赠刊，以示表彰白话文学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首古诗，胡适生前非常喜爱，曾题写过多次，用于赠送友人。后来，胡适于1934年开始，发愿从中国古诗中选注每天一首诗，期望从中甄选出文词简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诗。这项工作历时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多次增删，至1952年时选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台湾修订完稿），而王梵志此诗，就列于首位。
专访之前：邹韬奋投稿无果 连连致信胡适催问
记得几年前，在某次拍卖会上，有一通邹氏致胡适信函上拍。若此函确为真品，那么，邹氏致胡适的通信，将从目前已知的两通，增加为三通。仅就拍卖图录所见，信件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底寄由先生转交世界丛书社拙译杜著稿件一束，至今两个多月了，未得一点消息。现寄上邮票十分，如该社不收此稿，请先生即为寄还。如先生并未收到，亦请写几个字告诉我。当时此稿是用挂号付寄，得信后可往邮局查询查的。如该社以为可用，也望示及，我便把全书寄上。总之，请先生明白见示，免我如陷五里雾中。
祝你健适。
邹恩润上 三月十日
据信文内容，约略可知邹氏曾委托胡适，向世界丛书社转交一部译稿，谋求出版。然而，两个多月之后，却没有收到出版社方面的任何消息。因此，邹氏致信胡适，希望能为之探知明确消息。邹氏在信中表示，若出版社不用其稿，请即寄还，还在信文之末粘贴了用于回邮的邮票两枚。
事实上，在此信发出约两周之前，邹氏早已致信胡适，同是为此译稿出版的事，催问过一次了。这一通写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即为目前已知的邹氏致胡适两通信札之一。为便于考述，转录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备世界丛书社採择。两月之久，未得该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以为念，特此来询，尚乞示及为感。此请
著安。
邹恩润上 二月廿八日
两通信文合在一起解读，当年邹氏投稿未果，连连致信胡适催问的情形，已经跃然纸上。那么，这两通信札究竟写于何时呢？
邹韬奋译述《民本主义与教育》之出版历程
首先，邹氏写于2月28日的信中，曾提及译稿名为《民治与教育》，3月10日的信中又提及拙译杜著云云，可知此杜著，即美国著名学者，胡适的大学导师杜威（John De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书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初版于美国纽约，早已被中国学界所关注。1919年杜威访华前后，此书更是被广为宣传，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纷纷撰文介绍或提及。不过，此时此书尚无中文全译本问世，对此书的中文译名也各不相同，译者也都各执己见。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时报·教育周刊》上撰发《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4月，胡适在北京《新教育》杂志上撰发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文中又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民主主义）一词，自陶行知与胡适译为平民主义之后，得到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1922年9月，此书中文全译本问世，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即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经出版，迅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俨然已为杜著中译之定本。
几乎与陶行知、胡适等人同时接触到杜威学说的邹韬奋，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之中，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评判眼光与严格的译介标准。早至1919年，已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有所了解的邹韬奋，即将原著的中文译名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发意要全部译出此书。在这里，邹氏将Democracy一词，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即五四运动期间的所谓德先生），而不采取平民主义的意译之法。
同年4月，《教育潮》杂志创刊号上刊发的《记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将杜著中译名称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与邹氏译名不谋而合。这一年，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邹韬奋，已译出此书前四章。1920年1月，邹韬奋将已译出的前四章，分别投至《新中国》杂志，并于该杂志同年1、4、7、8月各期发表。这一年，邹氏还致信陶行知，请其校阅译本。
1921年，全书初稿译毕，邹氏又将各章内容摘要，集为一篇论文，题为《民治与教育》，于同年12月15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杜著中文全译本，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据考，邹译本更加系统全面，出版之后影响日渐扩大，逐渐替代了所有早期译介版本。
1929年10月，邹译本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入大学丛书三度印行；1947年5月还被列入新中学文库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从1920年代末初版以来，邹译本以其严格精准的译笔，获得了各界读者的一致认可，其影响力延续至1930、1940年代，终成新一代权威译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据上述邹氏中译杜著之历程简况，可知邹氏两度致信胡适的时间，可能为1922年二三月间。2月28日的那一通信中所称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正是邹氏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其摘译汇编的《民治与教育》一文之际。
遥思一个世纪之前，邹氏两度致信胡适，希望由其转致世界丛书社，出版其译本，可胡适是否复信，此事究竟如何处理，遍查《胡适日记》及今存书信中，均无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由世界丛书社出版邹氏译本的企望，最终落空，否则不会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务印书馆初版。
遗憾总是有的，但因一度出版未果而使邹译本后出转精，并随之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公认通行译本，这对于邹氏个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